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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台寺首次发现辽代石经板 专家认为一个千年之谜被揭开 作者 / 龚和平

  戒台寺首次发现辽代石经板

  专家认为,一个千年之谜被揭开,印证戒台寺所在马鞍山为藏经处;或为云居寺万块小石经板源头

  昨日,在戒台寺,专业人员制作辽代石经板拓片以便后续研究。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 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的戒台寺,近日发现一块刻着佛经的石板,与著名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十分相像。

  记者昨日探访戒台寺时,该石经板已经被置于室内保护。石经研究专家经研究认为,该石经属于辽代石刻,与云居寺石经属于同一时代,并且早于云居寺小石经板,可能是小石经板的源头。

  据门头沟文旅局介绍,将对这块石经板进行保护,请文物部门进一步鉴定其价值和等级,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将进行展示和传播。

  ■ 探访

  千佛阁地基中出土

  这块经板高33厘米,宽61厘米,厚7.5厘米,双面刻字,每面数百字经文,经辨认是密宗的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的卷四一部分。

  今年4月30日,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明悟到戒台寺游览时,发现了这块被置于院落屋檐下的石板。石板上部有凿断、磨平痕迹,形制和内容均与云居寺石经非常相似。张明悟研究过辽金石刻,推测这块石经意义不凡。经他辨认,石板所刻内容为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。根据排版内容计算,目前残块一列约12字,上部缺失70余字,因此完整石板应有近160厘米高。石板两面底部分别刻有“条第六面”和“条第六背”,说明是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石经的第六块。整部经书有4万余字,应该使用了多块如此高大的石板才刻完。

  戒台寺住持妙有法师向记者指明了石板最初发现的地方。坐落于戒台寺接近山顶的千佛阁,近年来进行了大修,工人在地基施工过程中发掘出这块石板,被妙有法师注意到,于是搬移到了正院中安放。

  “我一看,石板上是经文,我们说有佛经的地方就有佛,就把它抱出来,准备清理后保护起来。”妙有法师推测,这块石板应该在某个时期被砸断,充当了建筑材料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、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是北京石经研究权威专家,他昨日第一次见到石经,不由赞叹:这是一个重大发现。

  罗炤介绍,刻录石经主要在隋唐辽金时期,从形制来看,有三个证据可以证明这块石经刻于辽代。第一,隋唐的石经有标尺线或网格,用于对齐,辽代刻经经验更加丰富后,不再需要线格,这块石经就没有线格,和云居寺辽代石经板风格一致;第二,这块石经板共26列,云居寺所藏辽代标准石经板即是26至28列,两者非常相似;第三,这块石经的书法风格在辽代中晚期的碑刻中比较常见。

  根据石经的保存状况,罗炤推测,这块石经板并非收藏于洞中,而是一直存放在殿内。因为历经近千年,石经文字清晰无损,没有受到大自然的侵蚀。

  解读1

  揭开千年之谜 印证马鞍山为藏经处

  房山石经享誉中外,实际上按照当时的记载,北京地区的石刻佛经不止房山云居寺一处。

  云居寺辽代时石刻经《菩萨本行经·下》的题记中有一段文字,提到了当时的辽南京(今北京)地区一共有三处藏石经的地点,云居寺为其中一处。题记称:“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七卷,此三卷,共十卷同怢,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,京西三十里小石经亦有是,卢沟河东垠上”。这段文字清晰地指出,除了云居寺之外,北京还有两处藏石经的地方,一为马鞍山的山洞里,一为京西三十里的卢沟河东岸“小石经”处。但是辽代之后,战乱频仍,另外两处藏经处准确地点已不可知。

  罗炤介绍,“小石经”一般认为就是首钢园区内的石景山,石景山又名石经山。据史料记载,石经山孔雀洞藏有经书,近年来首钢园区内曾发现一块《佛本行集经》残石,但尺寸与字数均远远小于这块戒台寺石经,而且准确地点尚待考察。

  然而,“马鞍山洞”在哪儿,一直没有确切证据。戒台寺所在地在辽代确实名为马鞍山,所以一直被怀疑为藏经处,但并没有发现过石经。戒台寺里矗立的两块辽金石碑,均出现了“马鞍山”,也证明了当时“马鞍山”即是戒台寺所在地。其中一块石碑明确写着“燕京马鞍山慧聚寺”,慧聚寺即戒台寺古称。

  罗炤表示,这次戒台寺石经的发现,让北京三处石经藏经处全部被定位,揭开了一个千年之谜。

  不过,据云居寺的《菩萨本行经·下》题记中记载,马鞍山洞里存有《菩萨本行经》,而这次发现的经板为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,说明戒台寺一带可能还有更多石刻经板存在。

  解读2

  或为云居寺万块小石经板源头

  关于这块石经的具体年代,罗炤和张明悟根据辽代石经的时代特征,推测是在辽代中期或者稍晚时候。

  辽代北京石经的形式经历过一场改革,以大安九年(1093年)为界,之前以大石经板为主,之后开始转变为小石经板。当年,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,开始继承先辈事业,主持并开启了辽代中晚期的石经刻录高潮。

  在房山云居寺,大石经板保存在石经山的山洞里,石经地宫存放着10082块小石经板。而云居寺石经经文中记载,马鞍山洞的石经也是通理大师主持刻录的,并且是大石经板。这或许说明,在通理大师到云居寺之前,已经在戒台寺主持刻录了一批石经。

  罗炤推测,通理大师的思想与刻经行为,与戒台寺的一位前辈有关,即戒台寺高僧法均大师(1021年-1075年)。通理大师有可能是法均大师的徒弟或徒孙。

  法均大师曾参与“契丹藏”的校勘编辑,后来的小石经板几乎就是“契丹藏”每一张纸的行文格式。同时,从佛学思想上也能看出两位大师的传承。辽代严禁禅宗,倡行密宗和华严宗,而从法均大师开始,禅宗在辽代逐步传播。通理大师也信奉禅宗,在云居寺石刻里,就记载过其禅宗偈语。

  “这块石板与历史文献对照,不论是从经文还是从佛教思想上都印证了两位大师的关系,也说明了戒台寺与云居寺在历史上的联系,意义非常重大。”罗炤说,云居寺地宫的10082块小石经板,基本可以说是传承自戒台寺,“恰恰戒台寺有一个下院,就在云居寺东南5公里。”

  张明悟也发现,戒台寺辽代经幢“陀罗尼”的版本与房山云居寺石刻“行琳本”一致,而与辽代其他地区均不相同,可见两者的影响关系。戒台寺在辽道宗时期为校勘佛经的中心,所以这里的佛经应该影响了房山石经的版本。

  【回应】

  条件允许时将公开展出

  门头沟文旅局副局长马骐告诉记者,将对这块石经板进行保护,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将进行展示和传播。

  罗炤认为,在辽金时期,北京西山文化主要位于门头沟和房山。这块石经板的发现以及价值挖掘,可以为西山文化带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。说明北京的西山文化带不仅有明清文化,也有重要的辽金文化。辽金正是北京奠定首都地位的时期,挖掘北京西山的辽金文化,对于北京建城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  新京报记者 倪伟

【编辑:梁静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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